“《慈善代理权》的颁布不仅使教士阶层受惠，还使那些狡猾的地主发觉有空子可钻，他们讨好本地修道院长，不吝以金钱美女贿赂高级教士，所图不外乎两件事，首先是想成为当地修道院田产的经理人，其次则将自家田产挂靠在教会名下。如此一来，这些大大的地主就摇身一变成了教会田产的经理人，自己名下田产清零，自然不必向国家交纳一个铜板的税赋，身为给教士们服务的大管家，也算是半个圣职者，得到教会的托庇，本人和直系亲属都可以获得免除服兵役和劳役的特权，与此同时，他们仍然可以从自己那份田产上获得收益，只需要将收成的一部分交给教会作为挂名的费用即可，而这笔费用远远于其应该向国家交纳的税赋！”
到此处，艾伯顿无法克制心中的愤慨，激动地提高音量。
“诸位先生们，女士们，想想看吧，这是多么肮脏可耻的交易！那些利用《慈善代理权》获得教会托庇的地主，数百年来一直在偷窃政府的税金！帝国财政长期入不付出，难道这些卑鄙的偷不应该为此负责？偷固然可耻，那些为偷提供庇护的教士们岂不也是可耻的帮凶？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伙同不法之徒挖国家的墙角？克洛德大主教，你敢你对此一无所知？！”
克洛德主教一脸木然，摆出不屑争辩的姿态。事实上他也没什么好争辩的，毕竟艾伯顿的指责全都是铁一般的事实。
“《慈善代理权》的出台使帝国财政遭受重创，教会却因此致富，以至于一个修道院倘若占有的良田不足万亩，院长简直羞于见人！这些修道院俨然国中之国，不仅享有免税特权，还能向教区居民征收什一税，而这一税种除了对教士阶层有利，于国于民都是罪大恶极！”
“韦恩斯坦先生，请注意你的情绪，教士为本教区的人们无偿提供圣事服务，婚丧嫁娶的场合都少不了教士们奔波劳碌的身影，我们还风雨无阻的向公众开放教堂，给人们提供一个举行礼拜的场所，为这些服务收取什一税何错之有？”克洛德主教忍不住出声反驳。
“主教大人，我不反对教士为圣事服务以及神术治疗收费，事实上我恰恰鼓励这样做，最好每一位教士都将自己的服务费明码标价的贴在教堂大门上，好让有需要的人们一目了然，通过比较服务价格和质量来决定聘请哪位教士为自己工作，如此一来市场竞争会自动将那些水平低劣、滥竽充数的教士淘汰掉，我所反对的是普遍征收什一税，比如一个人从生到死也没去过一次教堂，没有享受过教士的圣事服务，生了病就自己扛，没有请教士施法治疗，凭什么他也要缴纳什一税？纳税的基本原则是权利与义务对等，倘若人们只承担纳税义务而享受不到相应的权利，这难道算得上‘公平’？”